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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就在那里，不需要赘述。

更多的实证研究应该围绕法律的实际运行来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法社科的个案研究的意义何在？这就需要不断反思，不断拓展研究边界。

做实证研究到底追求的是表达上的独一无二，还是实证研究传统的形成。一些人批评中国研究不应寻求进入西方话语体系，在西学传统中寻找位置。例如，民法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样的研究主要不是依靠田野调查而是依靠想象力。法律实证研究关注实在法律规范的运行过程和社会后果，其哲学来源于社会实证主义。

实证研究 最近二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法律实证研究（empirical legal research）开始兴起。其哲学来源于分析实证主义。普遍服务场所直接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其变动与社会公众利益实现息息相关。

⑤在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改革背景下，按照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的普遍性、可负担性以及强制性的要求，⑥通过强化被许可人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规制，协调平衡好被许可人私益与普遍服务所承载的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监督被许可人有效承担起普遍服务义务，对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共建共享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价格主管部门要想制定出公平、合理且让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普遍服务价格，就应当在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和保证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以普遍服务受益人权利保障为核心的系统性、开放性普遍服务价格制定机制，从基础保障层面上，打破被许可人的信息垄断地位，运用科学的普遍服务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制度和成本监审方式，加强普遍服务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确保制定出来的普遍服务价格平衡兼顾被许可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目前，在个别监管领域已有相关实践。在组织事项变更方面，由于被许可人的机构组织形态变化与被许可人的内部治理、行政许可实施能力、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等事项直接关联。

目前，对于被许可人未及时启动实施行政许可的规制手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责令改正。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监督主体对被监督主体的信息掌握程度。

作者简介：徐晓明，扬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普遍服务价格能否合理稳定直接影响着普遍服务是否稳定连续，这是评价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质态的基本价值尺度。(14)被许可人普遍服务履行监管信息披露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监管质态。因而，对普遍服务价格进行规制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行政许可机关不断寻求社会公众与被许可人之间利益平衡点的过程。

过程控制层面，以普遍服务重大法律关系调整为规制要素构建无缝式后续监管机制：一是以防范公共资源不当闲置风险为规制导向，强化及时启动实施行政许可义务履行监管。⑤参见张贤明、高光辉：《公正、共享与尊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4期。3.构建以普遍服务受益人为核心的公众参与机制。对于有实施能力而故意不启动实施的情形，可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增加设置包括财产罚、名誉罚、双罚制、信用联合惩戒等多元行政规制手段，从而使得规制手段设置更具梯度，不轻易运用退出许可机制来对被许可人进行处罚，以免因让被许可人退出许可而殃及池鱼，间接影响不特定的普遍服务受益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倒逼被许可人尽快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也一并推动了普遍服务义务的履行，广泛增进了社会公共福利。同时，从社会公众对于普遍服务需求的即时性角度分析，一旦被许可人获得许可，被许可人就需要及时向社会公众兑现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的准入诺言。

显然，这一普遍服务义务履行主体筛选机制能够为保障被许可人依法履行好普遍服务义务奠定良好的主体资格基础。四是在规制程序方面，特别是在被许可人不依法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如何进行有效权利救济等尚缺少系统性规定，大大弱化了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监督的刚性。

④参见王俊豪：《中国垄断性产业普遍服务政策探讨——以电信、电力产业为例》，《财贸经济》2009年第10期。另一方面，对于整个行政许可实施秩序而言，由于未能对普遍服务履行不能的被许可人及时进行清障，会造成公共资源虚假占用的状态，(11)而这种名实不符状态的存在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潜在行政许可申请人进入市场的阻碍，这对潜在的行政许可申请人并不公平。例如，在公共交通运输市场准入许可制度中，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只是作为综合考量因素之一。一、被许可人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规制的现实背景 (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态提升对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规制提出要求 目前无论在国家宏观规划层面，还是在部门规制政策层面，均有对构建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监管体系的要求。四是以社会普惠为优位价值，构建公私利益关系平衡机制，强化规制保障要素支撑。二是事前审批模式，邮政企业在需要撤销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时，则应当要报经邮政管理部门批准并向社会公告。

⑥参见李庆滑：《普遍服务的理论基础——公民资格社会权利理论的视角》，《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扬州 225000 内容提要：强化对被许可人普遍服务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管，对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态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是现代政府存在的逻辑基点，一个勇于担当的政府才能真正成为能够赢得人民大众广泛信任的政府。(16)推进行政许可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规制不单单是行政法层面的制度建构问题，从更深层次来说，它关系到整个社会公共资源合理分配与高效运用。

忽视准入监管环节中对于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的预防性规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但会直接给普遍服务义务履行的后续监管带来压力与不确定性。⑦同时，作为公共交通运输市场准入的配套规范，《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33条第5项规定，客运经营者在客运班线经营期限届满后申请延续经营，对于按规定履行了普遍服务义务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优先予以许可。

如果放弃准入阶段的预先专项防范要求，而期待被许可人在获得许可以后自觉投入成本，提高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这一制度安排在降低规制主导性的同时，也为普遍服务义务履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3.构建保障有力的政府接管机制。例如，《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28条第1款尽管设定了针对电信业务经营被许可人组织形态变更的审批制度，但对于如何从保障电信普遍服务稳定连续的角度出发，科学设计审批程序与审批标准则未作出明确细化的规定。③在规制体系建设层面，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规制框架体系。

被许可人普遍服务义务的履行是公共利益与被许可人私益博弈过程。邮政等个别行政监管领域已经建立起了从国家到地方的相对比较系统的监管制度，而更多的行政监管领域中则尚未涉及对普遍服务场所变更的规制。

承担普遍服务义务的被许可人，中断或者退出行政许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直接的影响。政府接管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它是一种国家补充保障责任，基于政府接管措施的运用，普遍服务实现了连续性和稳定性提供。

一方面，以维护重大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行政许可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依职权强制启动变更程序，而无需被许可人提出申请。基于这一规定，未及时启动运营将产生全部或者部分撤回行政许可的法律责任。

综合分析，在公共交通运输市场准入制度中，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是一种激励性政策规范，而不是一种强制性义务规范。在普遍服务义务履行主体能力要求问题上，社会公众需要的是能够及时承担起、履行好普遍服务义务的成熟的被许可人，而不是许可准入以后的渐进成长型被许可人。原《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16条第3项规定，被许可人在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许可180日内如无正当理由不投入营运，行政许可机关全部或者部分收回其获得的出租汽车经营权。在注重对被许可人合理补偿的同时，也需要一并强化对作为普遍服务受益人的不特定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

因此，在普遍服务法律关系责任体系之中，尽管从表象与实施层面体现的是被许可人责任，但从实质与义务本源层面来说普遍服务更是政府的责任。按照监管类型化的思路要求，在科学设计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要素的前提下，将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要素纳入许可准入必备条件，并根据不同市场准入监管领域特点，设计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要素审查标准与程序，基于严格的准入审查制度，行政许可申请人受到了有针对性的专项筛选。

一方面，《邮政法》第9条作出了统一规制，在区别经营行为与履行普遍服务义务行为的基础上，按照差异化的规制思路，对不同行为性质的服务场所事项变更设定了不同的规制模式，体现了不同的规制方式与规制深度要求：一是事前告知备案模式，对于邮政企业在常规经营中需设置、撤销邮政营业场所的，邮政企业只需事先书面告知邮政管理部门即可，无需履行报批程序。4.构建普遍服务履行不能强制退出机制。

从强化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规制的角度考虑，事前备案模式的设置显然与《行政许可法》规定不相一致，也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四)规制保障要素：以社会普惠为优位利益构建公私利益关系平衡机制 从强化全面系统保障角度出发，可重点建立以下几个方面的系统要素保障机制，为被许可人普遍服务义务的履行提供配套支撑。